现实而苦涩的分离 跨国婚姻破裂后的“夺子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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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网讯这是一个难以言说的困局。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国际婚姻的一方,一个现实而苦涩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很多人要面对离异导致的子女归属之争。而跨国婚姻的特殊性决定了类似纠纷要法律、文化、习俗、观念的巨大差异。或许这是跨国婚姻必然要承受的风险。
一大早,8岁男孩将之就来到所里探望妈妈,他有十多天没有看到妈妈了,他想,他可以接妈妈回家了。
的人很多,他耐心地排了50多分钟的队。在排队的时候,他想他一定不要哭,他要做得乖一点,要让妈妈高兴。
“将之,妈妈对不起你,本来妈妈答应给你开圣诞party的,妈妈没有做到。”妈妈在大玻璃后面说话,将之连忙摇头。
“将之,妈妈知道你做了很大的努力,但妈妈是中国人,这使你不可以像日本小朋友一样,天天看到妈妈。以后就没有妈妈在身边,他们会说妈妈的,你相信吗?”
将之连忙摇头。他不敢说话,因为他害怕一说话把眼角撑开,眼泪就要流下来。他知道他一哭妈妈就会哭,妈妈只有特别特别伤心的时候才哭。
不知道这个8岁的孩子是否能理解爸爸和妈妈之间发生的事,但他知道妈妈和爸爸不再好了,他从小生活的家就像一块突然裂开的,再也无法重新合起来,他的命运被地改变了。
哭累了的将之在车上睡着了,当他睁开眼时,他看到了他的父亲、大伯、三个律师和另两个男人,他一下子明白了将要发生的事,他一把抱住了司机的腿,大声喊着“救命”。
他发疯一样地哭,爸爸、大伯、律师轮番围着汽车说话,他们要他下车。后来,大人们失去了耐心开始动起手来,将之抱不住司机的腿了,又双手抓住车门。最后,将之的十个手指头被一个一个地掰开,拉上了爸爸的车。
大人们永远是对的、正确的。他们手里还有法律、律师、,他们都在做正确的事,证明他们是对的。他们做的事情永远都不需要和小孩子商量。而8岁的将之能与大人的就是哭喊。
8岁的将之不敢独自上厕所,他常常宁愿把粪便拉在裤子里也不去厕所;他的嘴合不拢,口水不知不觉地往;他变得非常肥胖,吃东西的时候永远不知道饱;他怕一切生人,只要有人敲门他就躲在电视机后面。将之的妈妈带他去了东京“儿童相谈所”,儿童所认为将之需要一个心理医生。
就在将之跟着妈妈每周三次接受心理医生指导的时候,将之的监护权归属的法律判决也到了最后执行日,将之必须离开妈妈到爸爸那边去,尽管他表示“死也不离开妈妈”。但是和爸爸不愿和照顾他的心理感受。
“爸爸,你不是说很爱我吗,你不是说把我放在眼睛里你的眼睛都不会痛吗,为什么你要把我想要的都拿走呢?”将之给爸爸写了一封信,他没有印章,就在信的末尾画了一朵花,签上“8岁将之”,他说只有看见这“花的印章”,爸爸才会相信信是他写给爸爸的。
就在将之降生前的一个月,将之的日本籍爸爸菅原喜仁和中国籍妈妈张宁娜结束了同居十年的生活,登记结婚。
1986年10月26日,25岁张宁娜前往日本留学,这年的11月认识了40多岁的菅原喜仁,12月,两人开始了同居生活。而此时的菅原已有妻室,有一儿一女。将之的即将出生终于使菅原做了决定,结束了和前妻的婚姻关系。
“1996年,为了庆祝我们的结婚,菅原安排了夏威夷的旅行,并偷偷安排了一个浪漫的婚礼,为的是给我一个惊喜。”张宁娜的回忆里曾有甜蜜。
这是一个跨国的婚姻,在这个跨国婚姻之下还有跨国的经济贸易。“中日贸易公司”是菅原和张宁娜一手做起来的。将之出生之时,正是公司最鼎盛的时期。日本的13家上市纺织公司被搬到中国,社长菅原被评为全日本100个优秀企业家之一。
将之三岁前,妈妈总是把他背在身上往来于谈判桌、工厂之间,“很多时候一个星期乘6次飞机,比空姐坐飞机还要多”。
在日本,妇女大多是呆在家里相夫教子的,但张宁娜要打理公司,中方的贸易全部靠她。毕业于经贸大学的她在经营方面显示出了才能,就算是在中国,张宁娜也要被归类于“女强人”。
将之是跨国婚姻结下的果实。当这个婚姻出现问题,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将之留在日本还是回到中国?
将之的妈妈则不停地去重新申请护照。张宁娜认为将之有到中国探望外婆的,并且在将之小的时候,经常往来于日本与中国之间。东京有五个申请处,张宁娜去了三处,但都因护照没有丢失而被驳回。
将之的妈妈在上海古北区的面向日本人的学校附近买了房,她希望将之在中国上学,她也好一边照顾将之一边做生意。
但有一件事双方都明白,但又都不愿意说破:将之无论去哪一个国家,都有可能在大人的控制之下而长时间无法去另一方的国家;将之不论跟谁,对另一方来讲都要和孩子分离,并且国情、法律、时间、空间的隔离都使另一方看望孩子成为一件困难的事。
2003年8月10日,张宁娜从中国回到日本东京的家,发现丈夫、将之和保姆都不知去向,家里的门锁着,没有钥匙的她翻窗进入室内,看到了桌上丈夫给她留下的离婚决定。丈夫已经请好了律师。
孩子十几天毫无音讯,张宁娜写信给菅原,说他们夫妻风风雨雨十多年,现在刚刚生活变得好起来,希望能够得到调停。
2003年12月,菅原向东京裁判所申请将之监护权离婚前保全裁决,他认为张宁娜有将将之带回中国的,要求法庭将孩子离婚前的监护权判给他。而他带孩子出走的行为,竟也成为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的事实。
张宁娜曾以全面停止中日贸易公司的中方业务为条件,与菅原谈判,希望以公司来换回孩子的监护权,可是菅原提出的条件让张宁娜不能接受。于是张宁娜停止了中方业务,公司宣布倒闭。
离婚局面已经是不可的了,双方都明白,除了财产外,最重要的就是将之。“如果在将之和财产之间让我选择,我可以分文不取,只要将之!”张宁娜这样表达自己的态度。
张宁娜说她不懂日本的法律,在她看来,年幼的孩子跟母亲生活是理所当然。她的理由有四,一是孩子的父亲双目失明,是一级残障;二是公司倒闭,丈夫的经济状况和她相差甚远;三是自己和孩子的情感交流没有问题,孩子的意愿也是跟母亲;四是日本10岁以下儿童83%左右都是给母亲的。
2004年6月21日,在婚前监护权归属尚未做出裁决之时,菅原的哥哥到将之所在的东京涉谷区本町小学把将之带走。这位60多岁的大伯对学校说当天东京裁判所要对将之监护权一案进行裁决,需要将之出庭;而对将之说是带他到迪斯尼乐园去玩。
东京涉谷区本町小学校长岛崎均事后为此事做了书面证明,他写道:菅原将之缺课数月,这是和日本义务教育原则相违的。他担心一个体弱多病的父亲是否能够照顾好孩子。
这个阶段,日本的中文《中文导报》以“离婚案引来夺子之争孩子逃亡悲剧”为题进行了报道。
张宁娜得不到儿子的一点消息。打丈夫的移动电话停机;打孩子大伯的电话不接;到京都的哥哥口守候,得到的是巡警的。张宁娜于是决定请私家侦探。当私家侦探打探出菅原父子在热海时,张宁娜赶到那里,却已人去房空;当得知他们在东京时,赶过去却得知人家刚刚退房……
2004年7月28日,就在她找到孩子的时候,东京家庭裁判所的监护权保全案做出结论:菅原被指定为孩子离婚前的监护人。
“他们的理由有三,一是说菅原身体无大碍,二是说每年有2000万日元的高收入,三是有保姆可以带孩子,而我是每年有250天在中国工作,有可能带走孩子再不回来。”
张宁娜说,菅原出庭的时候得两个人搀着,“他连座位都摸不到,这些又不是没看到,为什么一级残障还会说身体无大碍?公司已经倒闭,菅原的经济来源只有伤残金,法庭是怎么进行调查的?”
2004年9月6日,张宁娜接到儿子将之的求救电话,将之在电话里哭:“是妈妈吗?我是将之,你一定要救救我,我要找妈妈。”
“我知道我贸然去接孩子是违法的,但我对孩子的哭求不能不管。”张宁娜冲到京都,将孩子接回东京。
“我在京都车站给学校打了电话,给东京打了电话,并用手机向警方发去俏师母了孩子和我在一起很安全的照片,我希望他们知道孩子和我在一起很好,我没有我的孩子。”
但是菅原在第一时间报了警,并向东京裁判所提出了“人身”申请,指认张宁娜为儿童“拘束者”,把张宁娜告上法庭。
京都警署的令当天晚上就到达了东京,东京立即找到张宁娜和将之的住处。但他们在和将之谈话后确认并非儿童刑事案件,因而将令退回京都。
东京地方裁判所人身庭派出国选律师进行调查,国选律师的调查结论是:目前孩子的情况不宜和母亲分离,在离婚判决之前张宁娜在自己家附近找一处房子,便于孩子重新回到原来的学校,回到熟悉的朋友中,也便于孩子往来于菅原和张宁娜之间。
就在东京地方裁判所进行调查期间,菅原再次向东京高等裁判所人身庭申请“人生”,要求张宁娜归还孩子。高等裁判所在菅原申请的当天就下达暂时决定,要求张宁娜还回孩子。
“我没有理它,我儿子说死也不去,我不能着孩子去。”张宁娜说,并且她还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国选律师将去调查将之的心理医生,医生的将对将之的去留起决定作用。
但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国选律师将去调查医生的前一天,东京最高裁判所的最终裁决下达了:离婚前孩子的监护权归孩子的父亲。
此时的张宁娜再不交出孩子就面临着。到了2004年12月17日,法庭的最后期限,她还是没有将孩子带到法庭。此时,她明白她可能最高被判两年的。
“在头一天晚上,我和将之谈了话,我问他愿不愿意去法庭跟爸爸走,他说死也不去。我就对他说,妈妈不会让你去,妈妈会你。”
2005年2月18日,菅原喜仁和张宁娜的离婚案一审判决下达:准予离婚,孩子的亲权和监护权判给菅原喜仁。
记者就此案曾咨询过多位法律工作者,他们一致认为,在此案中有日本籍身份的菅原喜仁多少占据了“主场优势”,而张宁娜的弱势在于在日身份不稳定,对日本离婚法律不熟悉,以及在法律背后的文化、观念、习俗等方面不占据优势。
张宁娜在日本19年,竟一直拿着日本人配偶的3年定居签证,而孩子是日本,法庭会考虑作为日本人在本国居住生活,因此判给父亲的可能性就增强许多。与此同时,张宁娜为了公司的业务“一年有250天在中国”,成为她的致命伤。
日本《中文导报》说:许多外国人称在日本的国际离婚是“BB”离婚,大多数日本人在离婚后会把一段失败的婚姻彻底斩断,不但自己不再见前妻或前夫的面,而且对方再看到孩子。
这份说,日本的民法没有离婚后孩子会面的相关,虽然家庭裁判所承认会面一说,但却严格每月只有2个小时的会面时间。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与日本没有免签条约,而日本也没有因“与孩子会面”而签发的签证,所以没有了监护权对中国母亲来说就等于永远失去了孩子。该报引用儿童组织日本热线的负责人麦克的话说:由于得不到亲子监护权,离了婚的外国人只能生活在失子的阴影之下。要么回国,把自己在日本的婚姻和孩子从生命中一笔勾销,承认生命的残缺,要么为了能守在孩子身边非法滞留,要么铤而走险冒着违法之险将孩子偷偷带回自己的国家。
因此这张刊登了一幅东京高等裁判所的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这里发生过许多场夺子之争,这里也被称为外国人与亲子永别的鬼门关”。
“判我这个案子的是西田昭美,这个人的名字中国人并不陌生,他就是中国细菌战诉讼的评审。”张宁娜说。
张宁娜目前面临的就是永失孩子的。她说她并不知道在日本孩子的亲权是单方面的。她的律师始终没有告诉过她,当亲权判给一方时,就意味着另一方和孩子没有法律关系了,拥有亲权的一方可以将孩子过继给任何人,也可以不给妈妈。这是张宁娜不能接受的。一位母亲会因为一纸法律判决而被做妈妈的,这样的法律界其它国家并不多见。
东京家庭裁判所曾向张宁娜提出一个方案,张宁娜每两个月有一小时的时间,张宁娜没有接受。目前对张宁娜不利的是,她有一个“人身庭”的案件在身,随时都有被取消的,而她的护照又将在今年3月15日到期。“是他们逼着我去抢儿子”。
“什么都可以割断,但亲情是割不断的。”张宁娜说,“儿子永远是我的,再严厉的法律也不能否定这一点。”2005年1月6日,张宁娜从东京所一出来,就买了礼物前往京都探望孩子。她说她答应过孩子要给他圣诞礼物的,她也特别担心孩子的状况。
张宁娜只好在门外对将之喊话:“将之,妈妈来看你了,将之,妈妈没有忘记答应你的事,你的圣诞礼物放在这里了,将之,妈妈永远不会不要你!”
的现实已经呈现在眼前。自从所一别,张宁娜再也没有见到儿子,再也没有听到儿子的声音,没有任何可以得到儿子消息的渠道。她一连几个月盘恒在日本,不断地,到日本法务省、教育省、驻日大、裁判所;她不断地寻找儿子的踪迹,东京、京都、学校、菅原的家。为了能远远地见孩子一面,她常常躲进汽车里,在菅原的住所附近一等就是一天。
在争夺儿子的大战中,家底殷实的张宁娜已经花去了300万人民币,这在一般的母亲来说是不可想象的。目前,张宁娜正在准备继续上诉。
“我可以不要命,但必须要将之。命都可以不要的人,谁还敢和我拼?”张宁娜像一只的雌虎,怒目圆睁地对记者说。
尽管纽约的律师团在最近作出决定,要到更高的司法机构为她争夺儿子的抚养权,但显然,一切还遥遥无期。
这个被普遍同情的女人,几乎接近崩溃边缘。作为母亲,她已经两年没见过儿子一眼——连照片也没有一张。驳回了熊晶儿子的请求,前夫的妹妹带走了他,此后下落不明。记忆里关于儿子的最后印象,是两年前熊晶带着他“逃亡”到,在机场时,儿子瞪大眼睛问妈妈我可不可以玩手推车。之后就被带走,与母亲失去哪怕只言片语的联系。
这足以让每个曾怀胎十月的母亲心碎。熊晶曾为此整日地哭,不受控制地在人前流泪,她焦虑紧张,脆弱。她的朋友对记者说,跟熊晶讲话要特别小心,再不能刺激她了。他们都很忧虑,失去了孩子的母亲,究竟还能支撑多久?
这场关于儿子争取权的噩梦,开始于四年前,“对手”是她的前夫,美国律师凯利。而故事的起初,却是以浪漫的形态开始的:一个婚姻遭受的中国女人,认识了一个风度翩翩,职业体面的律师。如闪电般,两人开始了一场跨文化、跨种族的婚恋。
然而这场浪漫只延续了两年,熊晶开始洞察到丈夫那些难以的:酗酒,,倾向。他们开始争吵,感情直转而下。第一次总爆发是在儿子毛毛出生的第十天,两打出手,一个被打出了鼻血,一个声称被花瓶“砸破了头”。
这次争吵以的为结束。才十天大的毛毛由交给了熊晶的母亲邢美玲照看。不幸在几个月后正式上演:熊晶跟再次召妓的丈夫,被丈夫用枪指着头实施了“婚内”,她报警,而其结果是,儿子被纽约儿童局带离这个“吵闹”甚至“”的家庭。
凯利因被,但他说,熊晶“行为失常”,“歇斯底里”,“大喊大叫失去”,因此判定,作为母亲的熊晶不能照顾好自己的孩子,临时监护权判给了凯利的妹妹,也是律师的希勒。
这一次错位导致了熊晶后来的若干痛苦。她自此不能地跟孩子见面,她像“周渔的火车”那样,每周坐一个多小时火车到希勒家,享受三小时被的与儿子相聚的时光。
然而,熊晶始终不能接受自己作为母亲被养育的事实,2001年6月的一天,她利用一次不被的探访,带着孩子逃回了中国。她没想到,这个目的简单的“爱的叛逃”,却简直犯了。对美国警方来说,这不是一个母亲带走自己孩子那么简单的事,而是犯罪——一个没有监管权的女人,拐走了一个儿童。
这个美国快递公司的前程序员,因此“一举成名”。她成了各大主流英文版的“明星”——她和儿子的照片随处可见。她被描述成一个的女人,靠跟美国丈夫结婚而取得美国国籍。而据熊晶母亲的介绍,熊晶早在认识凯利之前三年,便已转为美国。她同样也被看作一个“行为具有性和倾向”、“不可理喻”的女人,而这个女人刚好拐走了一个可爱的孩子,这足以让热衷于儿童的主流社会震动,熊晶的“行为”。凯利则在声泪俱下地熊晶“有病”,“儿子打翻牛奶她也会”。就这样,熊晶不仅成为“国际要犯”,而且在美国和主流社会失分。没有人理解一个中国母亲的感情,她“”的是整个美国司法体系。这是后来熊晶完全失去监护权的原因之一。
熊晶和毛毛隐居上海,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平和安宁的日子。2002年底,凯利突然因癌症去世,熊晶考虑再三,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孩子的监护人,于是带着孩子返回美国。在转机时,她了。一年后,她拿着在狱中给儿子织的蓝色毯子,走出纽约州威彻斯特郡时,流着眼泪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我的儿子……我渴望把他长久抱在我的怀里。”
然而,直到今天,熊晶还没见过孩子一眼。姑姑希勒把毛毛藏起来了。她面对的不仅是像她前夫那样精通法律的律师世家,还有对她失去了信任的美国司法机构。
美国的司法机构向来在儿童权益问题上不遗余力,儿童被看作社会的资产而不是父母的专属品。他们对孩子的,一切基于孩子成长的需要,而非中国传统中不可替代的血缘。所以,许多严苛条文在传统中国人的眼中,几乎不可思议。比如12岁以下的孩子独自过马,父母会被控违法。如果父母失业,且家庭不和,也可能导致他们失去抚养子女的资格。
“东西文化的不同,让熊晶处理问题时有不恰当的地方,比如,没经过监护人同意把孩子带走。”一位长期报道熊晶案的记者评价说。他们也很同情熊晶的,但这已不是“惨不惨的问题,而有很多法律问题,比较不容易说,不能基于感情来简单判定。”
然而,纽约华人界依旧给了熊晶尽可能多的支持。他们组织专门机构,为熊晶筹款,做咨询,争取一些官员的同情。中国馆曾在2001年9月给美国国务院写信,对熊晶的不对待。记者多次致电熊晶,但都没得到答复。电话那头,是无尽的默然。
与当初被广泛报道的跨国婚姻一样,知名歌星韦唯的离婚以及随后的“夺子”诉讼,也成为让人牵挂的新闻。
“三个混血的儿子和韦唯一起生活在,韦唯暂时取得了他们的监护权。”韦唯的经纪人陈玉生日前向记者。
“但目前还不是最后的监护权判定,韦唯要通过一个考察期,在这一段时间里,韦唯要向有关方面证明她是有时间、精力陪伴和监护孩子的,只有评估合格后,韦唯才有可能得到监护权。”陈先生如此解释“暂时监护”的含义。
现在,韦唯正在努力“证明”自己是一个好母亲。只要孩子需要,韦唯可以放下一切奔到孩子身边。现在事业对于这位歌星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常常是工作进行到一半,孩子的一个电话就可以把一切都抛下——陈先生如此描述韦唯的变化。
2004年4月,韦唯接受中国采访,首次承认已经离婚。在此之前她已经度过了一年的独身生活。韦唯与人史密斯结婚9年,生下三个儿子。韦唯多数时间生活在,但她的身份仍然是东方歌舞团演员,中国国籍。
“涉外婚姻主要是文化上的差异,另外两人的年龄差异还是比较大,这种差异你能感觉得到。”陈玉生说。
当离婚证书拿到手,韦唯发现,法律和中国有很大差别,孩子的监护权往往悬而不决。一位知情人告诉她,有的案子甚至直到孩子长大仍判不下来。
离婚之后,韦唯一直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因忙于国内的演出,韦唯把自己的母亲带到,并且在国内找了阿姨。外婆和阿姨除了照顾三个孩子的生活外,还给他们教中文。
“孩子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是他们让我找到了奋斗的理由。我愿意放弃一切,拼了老命也得把孩子要回来。”韦唯无论如何也要得到孩子的监护权,但史密斯也不舍得孩子。两人因此不得不对簿公堂。
法院经过多次开庭审理,从经济能力和孩子利益最大化方面考虑,决定将孩子的抚养监管暂交韦唯负责。
作为父亲,史密斯担心韦唯将三个孩子带回中国,永远也不再带回去,就提前藏起了三个孩子的护照,“夺子”战在法庭外延续着。
现在韦唯已将三个孩子从马尔默转移到。安排大儿子赛明顿读小学四年级,二儿子雷明顿读二年级,三儿子温森已上了学前班。
事实上,在史密斯的权方面,韦唯表现得很豁达——只要方便,对方随时可以孩子。但对史密斯来说,他要求孩子们去探望他,这样三个孩子就需要乘坐飞机或高速火车到马尔默去探望他们的父亲。
在孩子将来的上,韦唯表示,他们将继续生活在,享受那里良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孩子们也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她不会轻易改变孩子们的生活。
韦唯也试图让孩子们理解为什么父母会分开。她说三个孩子都能接受,在国家,孩子对此事都有很好的承受力和理解力,他们从小就很。
外表坚强的韦唯还是为离婚和争夺儿子的抚养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月休息15天,工作15天,她必须陪孩子,为此推掉了不少活动,她需要找律师、心理医生,这时候工作就要停。”陈先生说,“有时候在国内演出时,因为想孩子她也会哭。”
在陈玉生眼中,韦唯的状况一天比一天变得好起来,告别了不愉快的婚姻之后她反而更加自信了。而对于证明自己的母性,她显然更不缺信心。
张宁娜说,很多时候婚姻是无奈。我承认我不懂他,到现在我也无法完全了解他,就像我不了解日本人一样,我们之间有鸿沟。
张宁娜的感觉应该是很多涉外婚姻男女主人公的感觉,这鸿沟就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差异。这也正是很多涉外婚姻失败的症结所在,离婚夺子只不过是这种深层次的外在表现而已。
张宁娜初到日本的时候,一句日语也不会说。“那时候中国刚刚,我们年青人追求,怕的国门哪一天又关上了,所以饥不择食,只要能出去就行,不管是哪里。”张宁娜就在这时认识了菅原——十年之后成为她的丈夫的人,为了在国外能够留下来,为了能够生活得更好,为了孤独和寂寞,为了不再举目无亲。
“中国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涉外婚姻,更多的是为了功利的目的,因此总体婚姻质量不是很高。”多次接触涉外婚姻案的上海李小华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点评说。
一份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和上海市民政局的涉外婚姻调查显示,中国20年来,上海的涉外婚姻几乎覆盖了全世界,1998年达到40个国家和地区,涉及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但是上海女方和外国男方的结婚年龄却差了10.5岁,其中有13%的夫妻是两代人,整整差了20岁。离婚率之高似乎也不是意外之事。这份调查显示:人和中国人结为夫妻的,离婚率为60%。1997年,日本丈夫和中国妻子离婚的占结婚人数的30%,日本妻子和中国丈夫离婚的占结婚人数的35%。
而另一份来自日本的资料可以和的调查相互印证:据日本厚生省统计显示,1994年至2003年的10年中,日本的国际婚姻离婚案件多达110871件,其中中日婚姻破裂约为3万件。
从统计数字上看,日本的国际婚姻离婚案件中的夺子之争大多发生在白种人的父亲和日本母亲,或亚洲系外国人母亲与日本人父亲之间。孩子的国籍大多是日本籍。
孩子是婚姻的结晶,也是婚姻破裂后的“遗留问题”,孩子的血管里流的是两个人、两个民族的血液,这是谁也分不开的。
华东政院副教授许莉向记者分析了本版报道的三个案例的复杂性。熊晶、韦唯的离婚夺子案,所在的国家分属于两律体系——欧美法系与法系,两律体系对婚姻、孩子的监护权的问题上的差异很大。
许莉强调,人身不是财产,很难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协调,而不可协调的更多的是法律条款之外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文化的差异,价值观的差异,甚至是习俗的差异。这是婚姻的根本冲突所在,也是法律的根本冲突所在。
在中国类似的案子监护权会倾向于母亲,法院会从关系度、情感、抚养等方面来考虑。但在其它国家情况就有所不同。在日本“本土”就是客观存在的,日本方如果强硬要求孩子监护权,并且日本方无、婚外恋、历史的前提下,法院一般倾向于把孩子判给日本方。所以外国人在夺子之争中赢得孩子监护权的人数少之又少。
在中国通常有二个孩子会一人判给一个,把两个孩子分给父母两个人,但在欧美国家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孩子的分离是不的,这就是文化的差异。
又比如,中国人考虑孩子的监护权的时候,常常也会从父母的角度出发,在中国的传统里一向认为父母对孩子绝对是的。如果一方年龄大身体不好不能再婚,或者失去了生育能力,或者身有残疾,法院是会优先考虑他的监护权的,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孩子可以照顾父母,尤其是在他们晚年的时候,孩子可以成为依靠。而在会重视孩子的感受和成长需求,他们会认为孩子跟着年龄大的或身有残疾的人是对孩子的不公平,他们往往会把孩子判给更有能力抚养孩子的一方。这就是东的差别。
虽然国与国之间不同,但现代文明的法律原则上都是趋同的。比如越来越认同“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原则”,“生活密切度原则”等。
但什么是儿童的“最大利益”,却是一个问题。最大利益没有一个标准,在不同的文化、观念和习俗下,最大利益往往是不同的。
这就是法律之外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有时候是决定监护权归属最重要的因素。同样理解公平,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思,外国人有外国人的思,对本国家的人来说是合理的,在另一个国家可能就是不公平的。
许莉指出:法条之外的东西往往影响一个案子的判决。在欧美法系里,的判断灵活性很大,法系里的作用也不小。这是法条之外的主观因素。
当一个人嫁入异国他乡,就等于遵从了那个地方关于婚姻的习俗,当地的法律不会告诉你怎样过婚姻生活,但当地的习俗会你怎样做。
但有一条是肯定的,那就是生活在哪一国的国土上就得受该国法律的规范,你很难拿自己的生活文化背景要求别人对你有所例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跨国婚姻纠纷是一个个人无决的问题。国际婚姻除了法律和对法律理解的冲撞之外,还有情感的、文化的、价值观的冲撞。这实在是一个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难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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