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婚姻与爱情
导读： 鲁迅早期的小说中很少写到“新女性”，因为在他此前的生活中，几乎很少与这样一类女性打交道。鲁迅笔下的女性，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祝福》中的祥林嫂、《故乡》中的豆腐西施杨二嫂、《离婚》中的爱姑、《明天》中的…
鲁迅早期的小说中很少写到“新女性”，因为在他此前的生活中，几乎很少与这样一类女性打交道。鲁迅笔下的女性，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祝福》中的祥林嫂、《故乡》中的豆腐西施杨二嫂、《离婚》中的爱姑、《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等等，她们都是以故乡的妇女为原型。《呐喊》《彷徨》中也有几篇描写了知识家庭里的“太太们”，如《端午节》中方玄绰的太太，《肥皂》中的四铭太太，《幸福的家庭》中的主妇等。这些“太太们”几乎都不大有知识，面色是灰黄的，所关心的无非是柴米油盐，丈夫的薪水，偶尔还会撒撒泼。他描写起这些太太们，信手拈来，十分生动，如孩子的主妇的神态：“腰骨笔直，然而两手插腰，怒气冲冲的似乎豫备开始练体操。”
从羽太信子到芳子、朱安，她们都是依靠着男人的薪水过日子的主妇。许羡苏曾指出，《幸福的家庭》里所描写的床底下堆着劈柴、墙角堆着大白菜的那种局促的生活，正是鲁迅与朱安在砖塔胡同生活的写照。《伤逝》中的子君是作为新女性的形象而出现的，但正如不少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子君的身上，也分明有着朱安的影子。最初的子君是无畏的，大胆的，有着新女性的姿态，但和涓生同居后，她关心的范围局限于每日的三餐、小油鸡和一只叫阿随的狗，与同院官太太之间的明争暗斗，她的神情不再活泼，一张灰黄的脸，神色凄然，“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
荆有麟曾写道：“鲁迅先生笔下，无论是论文，是杂感，或者散文与小说，很少写到恋爱同温暖的家庭。在《野草》上虽有《我的失恋》，在《彷徨》上虽有《幸福的家庭》，但那‘恋’与‘家’，是充满了怎样失望与狼狈的气氛，便不难想象鲁迅先生的婚姻同家庭生活了。”
从1906年结婚起，到1926年，整整20年，鲁迅的家庭生活是和朱安这样一个旧式女性联系在一起的。鲁迅对旧女性太熟悉，太了解了，因为她就真正切切地在他眼前，形影不离，让他体会到“浓黑的悲凉”。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朱安“作为一个旧式女性，在不断追求着新社会的丈夫的心中，她像一片无治的病灶一样牢牢地驻扎下来。”
虽然他称她为“妇”，当她不存在，可是他提笔的时候，盘旋在他脑海的正是那个整日愁眉苦脸操持家务的主妇，“两只阴凄凄的眼睛恰恰钉住他的脸”，将他逼到墙角，无可逃。
然而，情况也在发生变化。20世纪20年代的，是新文化300336股吧)的发源地，这里聚集着大批的知识，其中也包括从各地来到求学的女学生。这一时期比起“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社会上对于“恋爱”、男女社交有了更大的包容度。此时的鲁迅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女性。查鲁迅日记，从八道湾到西，特别是他担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后，常有一些女学生登门拜访，她们都是与朱安迥然不同的新女性。
身为旧女性，朱安对于新女性抱有一种本能的和，这是可以理解的。也许，对于所有来访的女学生，她都会因为自卑而对她们抱着一种。当她目送家中那些穿着竹布短衫玄色短裙的女学生，当她端茶递水时，见大先生正在读着不知是什么人的来信，她的心情大约是很沮丧的。以她的能力，她无法了解大先生心里在想些什么，只是在一旁担心地窥伺着，“失掉了她往常的似的镇静，虽然竭力掩饰，总还时时露出犹疑的神色来……”
曾有不少人劝说过鲁迅放弃朱安：“当时大先生的朋友、学生们都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大多思想进步，特别是孙伏园、章川岛、常维钧等人，思想都很解放。他们都曾劝过大先生，有的直言不讳地说：既然没有感情，就送她回娘家，负担她的生活费，这是很客气也很合理的办法，何必为此苦恼着自己，和她一起做封建婚姻的品呢?”
确实，在对待婚姻的问题上，鲁迅跟同时代知识如胡适、陈独秀、徐志摩等相比，都要更为彷徨，更为矛盾。在巴金的小说《家》中，觉新身为高家的长子长孙，不得不掉个人的自主选择，按照家族长辈的意思走进婚姻生活。“接受了新思想，却生活在旧式的空气中”——这正是鲁迅那一代人命运的写照。然而，就拿鲁迅和胡适来说，他们的做法也
不尽相同。作为“五四”时代名噪一时的新人物，鲁迅与胡适的婚姻都是全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地地道道的旧式婚姻。但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在“五四”时期，曾经获得社会上各种人物的赞许，特别得到许多旧人物的恭维，被认为是旧式婚姻中罕见的幸福的例子。对此，胡适在写给好友胡近仁的信中曾有如下：“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胡适出于对母亲的孝心，对江冬秀的同情，奉母命成婚。这一点与鲁迅并无不同。但他于婚后又“力求迁就”，极力表现闺房之爱，强以恩爱的外表，来掩饰无爱的内心，这鲁迅是绝对做不到的。
鲁迅的矛盾在于，他决定陪着的女性做一世的，可同时他又不愿意迁就朱安的那些缺点，不愿地表示“的温存”。当然，可能也因为这是“母亲娶来的媳妇”，碍于母亲的情面，考虑到母亲的感情，他也很难有所决断。20年的时光，他就这样带着压抑痛苦的心情步入中年，心理承受着巨大的，也把自己逼到了一个死角。但也许，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下，反而能获得转机。在1925年写作的《伤逝》中，他反反复复地念叨着“新的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正如小说的主人公涓生，他的内心在苦苦地挣扎：我同时豫期着大的变故的到来，然而只有沉默。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了，了。新的生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
1925年的鲁迅，内心交战着。“他”曾想到“她的死”，不想被“她”捶着衣角，一同。虽然他马上萌生了一种感，而且。但毕竟，他曾希望过“她的死”，在心底里宣告了“她的死”。
我们知道，最终促使鲁迅“向着新的生跨进第一步去”的人，是许广平。经历了女师大、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对女性的评价明显发生了变化。在发表于1926年4月的《记念刘和珍君》中，他写道：“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的明证了。倘要寻求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意义，不止是证明了中国女子的勇毅，而且也让鲁迅重新认识了女性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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