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诗经》学“价值”的与重建
导读: 梦到钱包丢了《诗经》为文学的观念一经改变和确立,就需要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支撑。而这样的理论和实践,正是对《诗经》价值的重新建构。这一重任又一次落到了胡适肩上。胡适《诗三百篇言字解》一文完成于1911年,发表…
梦到钱包丢了《诗经》为文学的观念一经改变和确立,就需要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支撑。而这样的理论和实践,正是对《诗经》价值的重新建构。这一重任又一次落到了胡适肩上。胡适《诗三百篇言字解》一文完成于1911年,发表于1913年。文中提出了胡适本人总结出的以文学视角解读《诗经》的方式。解经释字本可用《尔雅》一书,但《尔雅》为释经之书,胡适认为该书成于汉儒之手,实由解经之家而来,故不足信。那么弃《尔雅》不用,该如何解经?胡适明确主张“从经入手,以经解经,参考互证”(《胡适全集》 230),这就是学术中通行的归纳法。运用归纳法,胡适借助《马氏文通》,总结出《诗》中“言”字有三种含义:一作连词,其用法与“而”字相近;二作以状动作之时的“乃”字解;三作代名词“之”字解。胡适说,即使第三种解释不能确保正确,那前二种解释也一定是正确的。文章最后,胡适对用方法来解读中国典籍的前景作出了一番相当乐观的描绘,认为《诗》中的式、孔、斯、载等字,都可以用归纳法进行新笺和今诂。如果这种方法得以推而广之,“是在今日吾国青年之通晓欧西文法者,能以文法施诸吾国古籍,审思,以成一成文之法,俾后之学子能以文法读书,以文法作文,则神州之古学庶有昌大之一日”(《胡适全集》 232)。胡适的《诗经》研究中,归纳法是其最为热衷的方法,直到是说提出十余年后,他仍念念不忘,说:“有了这一个方法,自然我们无论碰到何种困难地方,只要把它归纳比较起来,就一目了然了”(《胡适全集》 606-607)。
平心而论,当章太炎古奥高深的《国故论衡》还在为部分高端学者所津津乐道之时,胡适这种简明且高效的欧美研究方法的果断提出,不啻为中国学术研究吹入一缕清风,顷刻间人们耳目为之一新。而他所归纳出的结论乍看上去似乎也未见有明显的突兀龃龉之处,于是大家群起而效仿之,以致影响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自在情理之中的。胡适这一方法之所以获得广泛流传的另一深层原因,就是初建,帝制废除,但更迭频繁,孔子屡被所操控,多言价值、主张而不断被利用的传笺疏皆成不合时宜之文字。抛开传笺疏的《诗经》研究是否能够经过而适用于新需要不提,胡适此文确实为眩晕的学界提供了方法、给出了方向,被称之为五四之后《诗经》以研究的开山之作实在是一点儿都不夸张的。
然而,《诗三百篇言字解》只是关于《诗经》字词的研究,并不需要知道每首诗的背景若何,所以胡适才极为自信地说,用这种方法研究我国古代典籍,古学必有昌大之一日。只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诗意又是不能不涉及的,但由于抛弃了传笺疏,没有了入门的依据,后人遂出现竞相猜测诗意之现象,此亦是不得不引起关注之事实。
《谈谈〈诗经〉》是胡适的又一篇名文。这篇文章首先借鉴章太炎的观点,再加上自己并不算十分严谨的考证,认为《周南》《召南》为楚风,从而拉近与普通听众之间的距离,接着就强调要用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古书,尤其是古音和古义。对此,胡适提出了四个见解:一,《诗经》不是什么经典,仅仅只是一部古代的歌谣总集,它只是一堆材料,可将之用于社会史、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二,孔子没有删《诗》,也就是说,孔子和《诗经》的关系并不密切,前人研究孔子删诗的是不可信的。三,《诗经》各篇次序有先后,时间在六七百年左右。二《雅》中一部分为当时卿大夫所做,作为歌谣的《国风》,产生的时间大概很古,但收集的时间大概很晚。四,简要概括《诗经》研究史。胡适于此多次论及《诗经》歌谣化问题,可见《诗经》文学化的理论甫一起步,就已经具有了明显的歌谣化倾向。到1930年代,伴随着救亡的日常化和生活化,《诗经》逐渐并几乎成为了宣传的歌谣。
《诗经》是文学,这在胡适看来已无。那么对文学的《诗经》应该如何展开研究呢?胡适认为主要有二:一是训诂,二是解题。训诂要用精密的科学方法来注解,解题则要大胆成说,用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学的视角重新解释经典,要有新的见解。他认为清人已经懂得用比较归纳法,这一观点与《诗三百篇言字解》的看法有一定的出入。胡适又考查了“言”“胥”“于”“以”“维”五字的具体用法。“言”字基本复述《诗三百篇言字解》的观点,认为“胥”字为地名,“于”字等于“焉”作“于是”解,“以”为疑问代词作“何”解,“维”为叹词作“呵”解。总之,胡适认为只要掌握了文法上的知识,就可以信心十足地跨迈清儒了。《论〈诗经〉答刘大白》(《胡适全集》 613-15)一文中,胡适最多的就是上述这些观点。
字词问题如此理解大体可通,然而读《诗》终究还得涉及《诗》意,说《诗》意就要解题,针对这一问题提出的解决方式才真正出胡适对待《诗经》的观念,即文学观念。胡适说:
《诗经·国风》多是男女感情的描写,一般家多把这种普遍真挚的作品勉强拿来什么文王、武王的历史上去。(《胡适全集》 610)
视《国风》为描写男女情感的文学作品,从而历代家的牵强附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认为《关雎》是“男性思恋女性不得的诗”,“完全是一首求爱诗”,《野有死麕》是“男子勾引女子的诗”,《小星》“好象是写生活的最古记载”,《芣苢》是一首写“一群女子,当着光天丽日之下,在旷野中采芣苢,一边采,一边歌”的诗,《著》是一首“新婚女子出来的时候叫男子暂候,看看她自己装饰好了没有”的诗(《胡适全集》 610-12)。在全文的最后,胡适又一次指出,理解《诗》意,最好的方法只能是自己去涵咏原文。
胡适的《周南新解》是给《周南》的11首诗做注释和题解的,其中的做法有几点颇值得注意。一,弃《传》自注,如说“雎鸠是一种水鸟”,“卷耳是一种菜”,“芣苢,古训为车前,又训为泽泻,不知究竟是什么”等。二,弃《序》自说,如说《关雎》“写一个男子思念一个女子,睡梦里想他,用音乐来挑动他”,《葛覃》“是葛布女工之歌”等(《胡适全集》 195-209)。三,极力推崇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等时代非主流学者的著述,11篇新解中对姚、崔、方三人的观点几乎篇篇有涉。
由此,无论在观念上还是方法上,胡适都为《诗经》的现代转型给出了方向,做出了实践。自此以后,《诗经》的文学解读被广泛接受,胡适当年有些颇为大胆的断语也日用而不知地成为后来学界的文学史常识。以救亡为中心的社会,启蒙运动的许多主张如、平等、个体、个利等都被淡化或被抛弃,但《诗经》的现代化进程却由史料而平移为文学,平稳而顺利地一前行。今日思之,当时之所以发生如此变化,主要是因为《诗经》的现代转型必须吻合时代的要求,它也确实吻合了这样的要求。《诗经》的史料化使人们看到了封建社会的,者不劳而获、百姓。而文学化更使人们看到《诗经》不过就是两千多年前百姓创造的歌谣,抚今思昔,群众创造历史的信心由此而更加坚定。总之,《诗经》的史料化和文学化与以发动群众为目标的救亡运动不谋而合,其现代转型遂得以顺利进行。
1930年代,国家形势愈加严峻,知识群体的救亡发生了严重分歧。针对主张重新恢复传统文化的潮流,陈序经等喊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影响甚广,胡适开创的《诗经》文学化解读由此得以成功延续。而救亡宣传中,因为具备真诚坦率、怨愤、描写具体、语言朴素、宽松又富有节奏感等歌谣化特征( 99-102),《诗经》的《国风》部分得到广泛的注解、翻译和摹写,《诗经》的文学化看待和文学化定位得以进一步巩固。④至40年代,随着闻一多借鉴文化人类学理论而获得的众多《诗经》研究的出版面世,《诗经》的文学化被彻底定型。至此,《诗经》两千年的伦理价值殆尽,而以文学看待《诗经》的新价值系统巍然而完整地建立起来。
与以启蒙和救亡为目标的社会转型相一致的中国《诗经》学,其现代转型的最大特点就是传笺疏,只谈《诗》三百篇之原文。现在看来,即使抛开宏观的观念不提,仅仅从具体研究的方法和结果来看,无论是将《诗经》作为历史、史料还是作为文学,这些研究及其结论也存在诸多问题。
正因为如此,1980年代随着新一轮思想、的涌入,研究者一改单纯的史料看待或文学研究而转向综合研究,《诗经》文化学研究一时间变得时尚甚至炙手可热。但此类研究内容看似丰富多彩,而细绎之后仍感问题多多。从发生看,此一时期的古典文学中的文化研究与文学创作的文化热、文化寻踪密切相关,“”结束,开始,半个多世纪以来传统、传统、传统的历史潮流已经走入,伴随着思想解放的展开,的文学群体很快出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怀恋与追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古代文学研究界自觉不自觉地被新的文化发展大势裹挟,遂迅速将“文化”拉入古代文学研究之中。从研究结果看,未经认知和未经完全消化的“文化”匆忙介入古代文学研究,出现粗糙、呆板、生硬以及似是而非的研究状况和研究结果也就不足为奇,比如,将《诗经》中的敬德思想和两性关系统称之为“文化”,将《诗经》的民族和人文合称为“文化”,将《诗经》反映的西周社会、教观念、婚恋现象、宴飨饮酒等统称为“文化”等等,其实这些内容在原来《诗经》研究中的史料看待和文学研究里都已经有大量涉及,从学术研究的整体观照和评价看似无太多的创新之处。此外,文化研究中还有一批借助学、民俗学和原型理论进行《诗经》探源的论著,今天看此类研究不少地方缺乏切实可靠的根据,强作关联者不在其少,说出来似乎振聋发聩、众眼球于一时,但结论并不扎实牢靠。我们认为,发生在二十世纪80年代的《诗经》文化学浪潮是由文学创作界发起,文学研究者而来的,在文化学研究中,“文化”差不多是个被虚化、被文学化了的概念,抛开难以落实的“文化”名声,此期所谓文化研究中讨论的核心问题基本上都还是文学的。因此,这场《诗经》研究文化热的出现,其实只是此前已经流行多年的《诗经》文学化研究的继续,它所取得的成绩也只是从一个侧面加宽加厚了原来的文学研究而已。因此,伴随着真正改变《诗经》研究方式和局面的上博简、简等与《诗经》有关的出土文献及其研究的出现,《诗经》文化研究热潮逐渐冷却,一步步回归常态。
清代学者阮元云:“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钱大昕 1)。《诗经》在二十世纪前后相继也叠加的历史化、史料化和文学化研究逶迤迄今已逾百年,当我们今天审视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学术变迁时,我们看到,除了取得斐然可观的成绩之外,也不可否认这个过程还存在诸多问题。如何总结新学建立百年来因广泛西化而导致的学术偏差,以及由此偏差而导致我们今天冷落传统、疏离传统、迷失传统的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认真地回望和反思。如果将异邦他国比喻为镜子,那么1840年之前中国没有镜子,1840年之后有了列强这一面镜子。而今天,除之外,我们还拥有很多面镜子,我们可以从更广阔的空间,更多元的角度,认认真真地审视自己。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想解决百年来《诗经》研究发生的问题和纠正出现的偏差,我们确需回到传统文化经典文本本身,回归我们自己的文化根脉和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语境,《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的唯一认定,从“文学与伦理之凝合”(钱穆 56)的角度,来把握《诗经》,以期中国《诗经》学获得一个否定之否定后的崭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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